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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余华的《文城》与《兄弟》一样，上下两部文本之间差别极大，实际上《文城》上部的“混乱”是在为下部“造势”。上部是以林祥福为焦点的“梦幻叙事”，夹杂着类似鲁迅创造的阿Q式低智视角带来的混乱，有些“反英雄”“反传奇”甚至“反叙事”，故事碎片化为一个拼接式的后现代文本。而下部《文城补》却画风突变，转而变为以小美为焦点的“蝶梦庄周”式“人间叙事”，带着川端康成式的哀伤，其间上部的不和谐因素全部消失，叙事极其稳定流畅，达到近乎行云流水般的情境。小说叙事所呈现的“哀伤”其实已超越了川端康成，个人的苦难和生死之下，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写照与生存伦理的史诗性表达。《文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余华创作中的第四次重大转折，其叙事转型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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