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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据朝鲜朝光海君与后金通信之始末,可知光海君的"两端外交"没有背离明朝,而是比照与日本的交邻关系,敷衍后金,以保护朝鲜朝的国家利益,可说是广义型、变动型、实利取向的事大主义。随后,光海君侄子李倧发动政变、罢黜光海君,彻底断绝与后金的贸易及其交邻关系,用以表现对明朝的忠心,与毛文龙合作抵抗后金,换取毛文龙改变证词,从而坐实光海君通虏之罪,使明政府认可"仁祖反正"的正当性。正因为仁祖李倧将"两端朝鲜朝外交"视为光海君违背事大主义的罪行,使朝鲜朝的事大主义发生了质变,改变为狭义型、固定型、理想取向的事大主义,无法再获得"两端外交"的弹性空间,才为朝鲜朝后来的"丁卯虏乱"与"丙子虏乱"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