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梳理中国大科学装置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技术可供性演变情况,指出不同的行动者与大科学装置发生互动,使得大科学装置持续发生了"为自然科学探索提供极限研究条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新举措"和"支撑区域性创新体系建设"等三种技术可供性演变。进一步地,指出建构大科学装置特定技术可供性的行动者共同体应当成为治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