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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的记忆危机,逃逸者和重农主义者之间话语的嬗变凸显了南方记忆的政治。逃逸者选择"遗忘"以消融新南方教条纪念碑式的历史记忆,从而开启了个人记忆的言说空间。"猴子法案"给南方社会带来第二次创伤,逃逸者之后的"醒转"是一种记忆行为的延续。重农主义者形式上重复了祖辈捍卫南方的行为,但在其深层结构却肯定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将南北冲突移置为两种文明的对立。从逃逸者到重农主义者的嬗变并不是戏剧性的突转,而是记忆政治的结果,体现了南方社会新旧语境之间,以及南方人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之间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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