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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叫魂》和《山东叛乱》集中体现了孔飞力、韩书瑞的“中国中心论”的研究思路。前者通过1768年“叫魂”妖术恐慌，揭示中华帝国的权力运作，后者通过1774年王伦起义，揭示乾隆朝民间宗教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前者分析“叫魂”妖术恐慌的传播机制，倚重因果律，使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后者探究王伦起义动机，反用因果律，使用了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两书巧用清宫档案和地方志书中的一手资料，做到了谨严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两书均采用全知视角，前者的叙述者冷峻犀利，后者的叙述者“慈悲”为怀。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士绅，在两书中却看不到他们的实质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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