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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56年出版的《传媒的四种理论》开创媒介体制研究以来,学界围绕媒介体制研究已经实现了从规范研究传统向比较研究传统的转向,目前则正由定性的比较向定量的比较过渡,最近也有学者(Mihelj&Huxtable,2018)希望实现媒介体制研究的文化转向。尽管如此,当下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仍存在分析框架有待改善、概念的量化操作的效度仍待提升,独立的媒介体制数据库也亟需建设三个问题。然而,如何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认识论上的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转向和中国学术话语的参与,将是未来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所需面临的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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