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怪物不仅存在于艺术家的想象中,也同时在理论的凝视中生成、变化。对怪物的界定透露着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一种关于怪物的知识即意味着一种生命政治的诞生。古典时代的怪物理论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建构可以解释怪物存在的知识系统,怪物作为病态、怪异之物被排斥出“正常”的生物系统,怪物被形塑为人类道德、理性的象征,对怪物的规训使压抑怪物的行为合理化。这种理论的部分失败使得怪物性被重审:阿甘本在生物性的身体与政治性的身体之间,发现了一个游离于区隔之外的怪物形态,成为怪物意味着抓住我们自身生活的不可能性,从而让生命真正开始;康吉莱姆强调怪物对标准的偏离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标准,怪物性内在于人类;而在德勒兹的弱势文学中,文学是对被“正常”拒斥的怪物之力的召唤。怪物使古老的“灵魂优位论”被共生的多元论超越,这种好奇与恐惧交织的情绪正是培植怪物形象的温床。与游荡在当代叙事和图像中的怪物幽灵相遇,也许正是我们敞开自身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