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欧战(一战)不仅引发了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的整体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它对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大刺激,并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发展为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战和现代性方案的批判性重建。杜亚泉通过欧战时论较早指出了西方文明的"病理"并倡导中西文化调和、再造新文明。他的文明思考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现代性时间秩序的制约,也并非借重民族国家观念和非理性主义思潮,而是立足于中国思想的根基思考"天下"难题和中国问题,为战后世界文明的构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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