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对大宋汴京的都市文化性格进行研究,发现开封城的都市文化性格,决定于开封城里的居民伦理身份。从中唐开始,朝廷一直在开封城驻军。历代驻军,杂有鲜卑人、沙陀人、粟特人、突厥人等及其后裔。北宋在开封的驻京军队数量庞大,数十万之多;朝廷财赋十之七八用来养兵,因此他们经济上颇为丰裕。军队本来就是纯消费群体,他们促进了开封城消费服务业的繁荣。这些驻军上至将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经商或从事服务劳动,从而驻军促进了开封商业消费经济的发展。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人尤其是鲜卑贵族南下,中原地区就多有鲜卑人及其后裔。唐末五代,群雄争霸,霸主诸如李克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皆为沙陀人。沙陀人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等多民族成分。汴京城里生活着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教徒。汴京城里还生活着汉族人、粟特人、沙陀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阿拉伯人、党项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等,他们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文化接触、互渗和融合,共同塑成了天水一朝帝都的世界性文化性格。而其中长于经商的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商业贸易活动、生活趋尚与习俗传统,构成了汴京典型的市井商贸文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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