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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时尚的发生机制充满了各种权力或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下,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现代市民意识之间抗衡又联合的结果,造就了 一波热衷"趣味"和"女作者"的通俗文化杂志复苏,推涌出"职业女性"风气;职业女性苏青和关露主编的刊物《天地》和《女声》上的"女子写作"对女性读者的广泛影响,体现了掌握话语权的女性主体依托大众媒介建构"新女性共同体",进一步凸显"职业女性"新风尚;而电影产业对女明星"爱国"和"摩登"符号的双重强调、女明星对大众消费时尚的强烈引领以及时尚文化杂志对女明星的"职业女性"气质的有意彰显,共同表征出上海沦陷区女性美时尚由光鲜的"电影明星"向务实的"职业女性"符号位移的倾向.这一时尚符号的生产与转换背后,缠绕着抗战爱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媒介消费主义的召唤收编、媒介消费主义对爱国意识形态和女性意识的迎合互构、职业女性主体改写市民意识与消费话语等多重意识形态的回旋博弈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