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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讲春秋解义》成书后并未颁行，雍正以未合康熙圣意为由，命方苞删改与重塑。然康熙激赏胡安国学说，要求儒臣进讲以《春秋胡氏传》为宗，《日讲春秋解义》悬置未刻是因高士奇进讲《春秋》仅属南书房侍讲。雍正要求删去《日讲春秋解义》涉及胡安国学说的篇幅，实是排斥胡安国对华夷之辨的讨论，试图以孝道文饰真实用意。乾隆亦在御制序言中夸大朱熹对胡安国学说的不满，指责胡安国解经以义理穿凿，似尊朱而实曲解朱子之意。康熙、雍正、乾隆对《日讲春秋解义》的态度以及对胡安国春秋学的看法，折射三代君主的华夷观念及相应的文治政策，尤凸显康熙会通古今、不拘满汉的开明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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