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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万里淳熙后期两次立朝中,广泛、频繁而深入地参与临安诗坛的交游酬唱,其交游诗创作形态由此发生一定变化,与此前的"诚斋体"迥然相异。从写作倾向上,从较为私密的个人化、日常化视角,转变为创作群体间公共姿态、公共场景的展示,甚至带有朝廷官方化与政治宏大性色彩;从诗体选择上,从以往最擅长的七绝,转变为意脉结构更为典雅整饬、更具交际应酬功能的七律,来表现官场离京送别与日常酬答赠谢;从外部而言,积极撰写多部个人诗集的自序,利用临安的人际网络与交游资源来进行自我传播,获得诗坛声望。由此,临安诗坛交游的多重影响成为其引领中兴诗坛的重要背景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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