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我国2010—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审计定价、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存在差异。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但与反映审计师努力程度的审计延迟无显著关系,审计定价的提高源于风险溢价的收取;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显著负相关,审计定价的降低可归因于风险溢价和审计延迟的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降低了高管薪酬激励负效应带来的审计风险,以减少风险溢价收取的方式缓解了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股权激励并不会因产权性质的差异而被收取差异化的审计定价;实施两种激励方式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正面效应中和了薪酬激励的负面效应,薪酬激励和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高管薪酬激励对审计定价策略的影响并不会因市场化水平产生明显差异,但股权激励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