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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峰景观书写是游记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从魏晋至清，古典庐山游记于魏晋唐以隐逸和游兴为主，宋代表现佛教、儒家文化，明追求奇险，清代则偏向考据。在传统文化与启蒙文化二者“交锋”下，五四时期庐山游记于文体沿革中体现为雅与俗的结合，抒情与叙事的交叉。内容上以白鹿洞和牯岭为中心，不再以传统庐山游记中自然及人文景物的历史溯源与美学赏鉴为依规。景观书写的背后是更贴近五四时代要求的视野：佛学理学的衰落；破除迷信，追求科学的呼喊；“疑而后信”与考据精神的要求以及对庐山现代化的思考。形式沿革与景观书写下的文学想象则受到传统与启蒙文化的共同影响，体现为五四庐山游记中“小我”的闲适悠游和个体觉醒，及“大我”民族认同的人文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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