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滴滴涕(DDTs)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已被禁止30多年,但仍在多种环境介质中有检出.潮间带作为陆地与海洋交汇区,是污染物在环境中重要的汇.为全面了解近百年来大辽河口潮间带中DDTs的沉积特征,本研究通过在大辽河口潮间带采集柱状沉积物样品,结合定年结果,揭示了近百年来大辽河口潮间带柱状沉积物中DDTs的污染特征,并对其潜在风险、源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大辽河口潮间带柱状沉积物中DDTs浓度范围为0.313—4.116 ng·g-1(中值:2.061 ng·g-1),以p,p′-DDTs为主要污染物.1988—1996年为沉积物中DDTs污染高峰期(3.436—4.116 ng·g-1),与1971—1981年农药生产高峰期相对应,且存在约15年的延迟.2000年以后,辽宁省可能存在工业DDT的使用,且与疾病防控有关.经风险评估发现,DDT和DDE在0—110 cm范围内均极少(<25%)对底栖生物产生负效应,而DDD和总DDTs在0—44 cm范围内偶尔(25%—50%)对底栖生物产生负效应.DDTs的特征比值分析表明,大辽河口潮间带沉积柱中DDTs主要来源于工业DDT的历史污染而非三氯杀螨醇的使用.DDT降解产物在深层(62—110 cm)以DDE为主,而在浅层(0—62 cm)以DDD为主.1971年后人为活动导致TOC含量的增加是促使大辽河口潮间带沉积物由好氧环境转变为厌氧环境的重要因素.此外,大辽河口潮间带沉积物中DDTs浓度与沉积物性质(总氮(TN)、总磷(TP)和总有机碳(TOC))具有极显著相关性(P<0.01),且与辽宁省GDP、城市化率和农业总产值等人为活动具有极显著正相关性(P<0.01).综上,由潮间带沉积柱中DDTs的浓度和组成反映出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潮间带中污染物的存在和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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