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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修订呈现出从事后制裁到积极预防的立法转向，具体表现为扩大犯罪圈并增设新罪名，干预时间前移化，从严从重处罚严重破坏环境行为。这一立法转向立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新形势，着眼于防范环境风险和维护安全秩序的新需求，强化对集体性环境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环境治理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预防性规制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具有正当性和实效性，但也存在适用不周延的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和应急性的特点。因此，应从回归法益保护立场、坚守罪责原则立场、奉行司法克制立场出发，对积极预防性规制进行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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