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创作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国策小说《惜别》中,太宰治将鲁迅弃医从文置于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脉络,在“近代的超克”的语境中重构了弃医从文叙事。他不仅借周君之口,由鲁迅的医学救国志向与明治维新的关联出发,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展开评骘,更将弃医从文中的医学与文学置换为兰学与国学乃至西洋科学与日本精神,以求达到对美英近代的“超克”。在日本与美英开战的冲击之下,太宰治以弃医从文叙事呼应《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独立亲和”与“文化昂扬”原则,既反映出日本知识人卷入战时体制、为国效力的普遍事态,也体现了太宰治个人对战时天皇制国家的认同。然而,随着战败后“大日本帝国”的崩溃,其“近代的超克”式的自我理解与家国认同也旋即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