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说书人”叙事者是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的重要叙事要素。此时电影的“说书人”叙事者主要有三个叙事类型:通过大量字幕、画外音形成权威发言者身份的介入式叙事者,借助特定声音或剧中人物建构故事讲述主体的对话式叙事者,以及引入民族音乐,通过歌词与曲调的融合来增强电影民族性的音乐叙事者。电影“说书人”叙事使得故事以更亲和的叙事姿态接近受众,同时产生的间离效果又保证了电影的政治与教育功能,促成了“十七年”电影特有的人民电影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