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殷夫虽然很早就参加革命,但其初期诗歌创作以爱情诗和个人主体“我”为中心,直到1929年发表《别了,哥哥》后,才明确转向了革命诗和类主体“我们”,但是转向后的殷夫,仍旧存在“正负情感”的“矛盾和交战”,甚至有着难以割舍的“阴面的果实”。它们并不仅仅是五四个人主义的残留物和左翼革命无法解决的难题,更是现代主体诞生时自带的哲学难题,即“我”和“我们”背后的个人与社会阶级的关系该如何解决的问题。而“殷夫矛盾”的研究意义,就在其不是这个难题的解决,而是难题的探索和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