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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哲学”是近代西学东渐风潮中模仿西方“哲学”而逐步建立的学科。所谓“中国哲学”未能完成对于传统思想的取代，而只是使自身成为传统思想的棺椁。“中国哲学史”是民国学者以找相同的方式生造的，尤其是以儒学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轴，更是一厢情愿。章太炎从实事与虚理二分的角度来区分经学与子学，并以此批评胡适在研究方法上经子不分。也正是基于这一区分，章太炎却又与胡适殊途同归，认同子学即西洋之哲学。但是，章太炎最终基于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危局，断然否弃虚理，认为理学之谈天论性不但无补于时局，更会败坏人心，至于西洋哲学则断不可讲。因此理学必须回向早期儒学，将儒学建基于经学，以修己治人为根本，由经义而治事，经世济民。陈寅恪则与章太炎恰相反对，强调虚理的价值，故极为推重宋学。陈寅恪不认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与思路，认为其愈有系统条理，去历史事实愈远，以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越发达，“中国”就愈益隐而不见。于是，对于外来思想之吸收，也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忠实于其本来面目，即求其历史真相；二是将外来思想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而构成一新的思想文化。由“格义”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只能是当代的思想创造，我们不应“创造历史”，而应创造未来。陈寅恪既挣脱哲学附会之枷锁，遂得以回归儒学之历史真实。儒者的使命不是致力于“道”，而是致力于“文”，即传承“礼文制度”，庶几不丧斯文。于是，“文”，即“礼文制度”，便是儒学重心所在，魂魄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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