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六典》的重要编纂体例,是依托当时行用的职员令设置篇目,同时对官员职掌另作概括。在重新概括官员职能时,其借用《周礼》的记载方式,以“掌政令”为线索,建立中书令与诸多机构长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凸显了中书令的首脑身份。而这种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旧制度解释开元时期出现的新体制,如中书门下和使职机构,皆可使用中书令与相关机构长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予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