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杜甫长安求仕期间所作的《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等诗,以颂交游为主要目的,其意旨十分明确。但钱谦益等后代注家却牵扯史事,通过泯灭历史与诗歌之间的界线,提出了各种有违杜诗本意的讽刺说。在对这部分注解的分析中,我们能窥探到这些讽刺意味的传统诗学基础,能探究到注家误读的深层思想根源,能看到后代注家对作为“诗圣”杜甫的道德要求。这些深层因素提醒我们在面对杜诗注本时,不仅要在诗意层面做出对比以辨清杜诗本意,还要在注家行为层面对注解的产生原因和论证方式进行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