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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策效力测量中存在忽视政策叠加效应、融合度难以衡量、缺乏政策影响力研究的问题。在构建政策效力的"两阶段+三维度"测量系统、引入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城市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度的基础上,分别建立政策内容效力测量模型和考虑政策执行滞后效应的政策影响力测量模型,并以天津市2006-2018年38项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天津市促进城市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政策数量与政策内容总效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政策内容平均效力水平比较低;其次,天津市促进城市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政策力度较高,政策系统性较强,但是政策目标缺乏量化,致使政策内容平均效力很难有效提升;最后,政策影响力方面,激励型政策、强制型政策对促进天津市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激励性政策工具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强制型,且这两类政策发挥影响效力的时间滞后期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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