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重情节轻性格的理论有其合理性,但亦存在局限性。本文结合具体的作品,联系东西方学者关于情节与性格主次问题的观点,分析这种理论的合理及片面之处,指出一部优秀的作品,不应该牵强地划分情节与性格的主次地位,而应该使二者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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