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代词+指人名词”结构最早见于敦煌变文中，其用法与说唱文学的发展历程深度吻合。在说唱文学及后世的叙事语篇中，叙述者对人物对象的指认行为面临着三层困境：表人词语的低可及性、互动关系的非直观性与叙事空间的模糊性、信息输入行为的局限性。其形成动因实际上是：叙述者主动地加入相应的话语标记，来提升对所指人物对象的可及性程度。这一结构的修辞功能体现在互动标记与定位标记上，它们分别具有解释补充细节、突出主观评价和聚焦所指人物、辅助听者定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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