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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娱乐至死"的担忧虽有道理,但忽略了我国的国情和媒介体制,缺乏对中国式娱乐的深层认识,忽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娱乐解放力和转型中新闻体制的双重性挤压所带来的娱乐偏向力,忽略了媒介作为文化的载体在解构文化的同时也在昭示着现代文化的某些品格。娱乐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是通过媒介受众的主体参与和媒介意识的养成,来形成媒介娱乐化的主体启蒙价值的,其良性发展需多向度规范,而糅合我国群众性政治取向的大众文化思路,则可以突破对媒介娱乐化的单向批评,以更加理性的、务实的、建构性的取向来实现媒介文化的自我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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