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早期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战略之思,融汇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之思中,二者相协相通,相映相启,接通着周代制礼作乐和孔子整理六艺时所奠定的家国情怀、人伦经纬、政治视野和“天下支点”等历史传统。体用与道器,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战略之思的核心主题。这种思考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复杂历史语境中展开,在国门被迫打开、文化冲突骤然加剧后“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人尽管确有求变之思,然而变的更多是“器”,固守的仍是“道不变”的传承战略;洋务运动中的改良思想家拥有比较视野和思考问题的异域维度,“西学中源”则是其关于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战略的较早表达,而“中体西用”是其在“体”“用”关系、“道”“器”关系之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战略考量。“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效传承,然而其对“西用”的关注和采用更甚于对“中体”的创新性建构,故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传承战略的深入思考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