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持续推进对大学教育的全面整顿。这与国难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权力重组后国民党对教育建设的重视有关,背后更蕴含执政当局"党化"教育、控制大学的政治意图。暨南大学等在事变中惨遭战灾的上海高校,更成为重点整顿的对象。暨大校长郑洪年为维护"华侨最高学府"的办学自主权,在学科布局、经费使用上与教育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为争取更多办学资源恢复重建,也不得不让渡办学自主权。最终,郑洪年被迫去职,教育整顿在暨大大获胜利。暨大应对教育整顿的努力与现实遭际,折射出政学关系相互纠缠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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