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世纪以来,二十多部聚焦底层社会问题的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频频获奖,展现出现实主义电影的生命力。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得益于电影政策提供的宽松创作环境,同时也源于电影本身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韩国电影对底层的书写利用空间进行隐喻与象征,无论是寓居符号隐喻的物理空间,还是内外视角阶层斗争的社会空间,抑或自我找寻身份认同的精神空间,都成为了“游荡者”的抗争场域。韩国底层题材电影本质上属于精英阶层替代底层群体“发言”,虽然发挥了短期干预现实的功能,但难以推动社会深层变革。受地缘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影响,韩国在国际环境中也呈现出“游荡者”的尴尬处境。韩国能否孕育自身文化并形成稳定持久的价值体系,彻底摆脱文化上的“游荡者”身份,无疑关乎韩国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