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语言问题从来不局限于纯粹的语言学范畴。现代白话文的兴起是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1917年以来,本土白话在大众文化诸如小报、杂志、通俗文学作品中继续扮演主角,而知识分子、新派作家则放弃文言,选择了欧化白话。但两者从未泾渭分明,而是处于不断的斗争和相互的影响之中。经过二十余年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40年代沦陷区上海,主编们的办刊策略和作家们的创作实绩都显示出这两种白话的融合。这种向本土白话倾斜的现代汉语表现了汉语自身发展的规律——经过欧化翻译体洗礼之后,本族语言仍然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求索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这是语言发展自身的要求,也有其时代政治的特殊性。被异族入侵、占领、暂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反而激发了作家对本土语言传统的重视和眷顾。用自己的语言实践将传统语言的优点发扬光大,融入现代世界,以致可以生生不息,亦是沦陷区文人或许无意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