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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信息化机制的角度检视国家治理方式及治理效果的呈现,能够增进对大国治理特殊性的理解,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囿于治理负荷过载和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国家治理面临着信息的识别、甄选和传递等困境。有别于传统官僚体制中官民信息传递的层级节制,“群众闹大”与“领导批示”通过不同的信息化机制,表达了对于特定问题的态度和意愿,刻画了政治运行的例外机制,也延展了问题解决的边际空间。“群众闹大”的信息化机制及其技术优势,倒逼“领导批示”的信息化策略,为国家治理的效率提升打开了政策窗口。作为“问题解决”的核心中介因素,官僚体制在信息的“输入—输出”过程中,进行着信息生产的理性计算。其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信息的生产、流通和反馈环节存在诸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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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同济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