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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构想中，价值观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拜登政府通过价值观界定供应链安全的协调风险与中断风险，以价值观锚定供应链安全的各种议题，同时还以价值观设计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机制。选择以价值观为基础是拜登政府综合考量的结果，面对内外双重经济压力，价值观有着低成本的优势。由于国内频发的民主危机与前任政府招致的信任损耗，重塑民主价值观吸引力成为拜登施政的基线之一。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成为国家安全的扰动因素，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拜登政府的安全焦虑，也加强了拜登政府对价值观的重视。拜登政府以价值观壁垒塑造的供应链的本土化、集团化以及全球供应链面临的被动拆分，都加剧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虽然由于动员能力的限制、现实利益的矛盾以及价值观联盟的脆弱性，价值观的工具效力降低，但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仍需采取前瞻性与系统性的政策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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