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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