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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0年代围绕鲁迅“硬译”的论争，不仅关乎翻译的具体策略，而且与近代以来的汉语革新问题深度相关。梁实秋等人对鲁迅的论争，聚焦于“信”与“顺”的孰先孰后，作为同一阵营的瞿秋白对鲁迅的批评和要求，则将“信”与更高要求的“顺”——“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相结合。鲁迅在论争中坚持了“信”的原则，其背后既有文化启蒙的深刻动机，也有现代汉语革新的深度考量，鲁迅在现代汉语革新问题上保持了复杂的历史性态度，将现代汉语视为正在生成的现代民族语言，通过取法异域语言革新创造新的现代汉语。鲁迅在自己的“直译”实践中，结合传统汉语和异域语言的长处，形成了极富表现力的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成熟作出了贡献。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的成熟得益于文学翻译，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在自己的文学翻译中锻造文学语言，当代作家莫言、余华、王小波等的文学语言也受惠于当代杰出文学翻译家优秀的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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