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治理中,民众的朴素正义观与法治提供的程序正义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法治经常面临重复信访、越级上访、累讼等“后遗症”。这就需要一个平衡情理、道德与法治的正义体系。法治为代表的精确正义往往带来零和博弈,而立足法治、兼顾情理和道德的模糊正义对于定争止纷或许具有更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