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北京文坛，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一经发表便遭到了道德的批判和质疑，引发了北京文坛关于“色情文学”的讨论。然而，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并不止于娱乐消遣，异化的欲望书写恰恰表现了沦陷区畸形的社会体制对民众的精神挤压，由此间接反映出作者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排拒态度。在“建设新文艺”路线的倡导下，“色情小说”的创作价值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同，强调个体意识的欲望化写作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流冲击，面临着边缘化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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