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诏举博学鸿儒、重开《明史》馆,集大吏、学者、藏书家等身份于一身的曹溶,两次均在被荐之列,却婉拒不赴。事实上,曹溶长期致力于明季史料之搜集、明史著作之编写,苦心孤诣,"撰造不休"。曹溶上交崇祯朝邸报达五千馀册,并编纂明史著作近十种、进献数种,对于保存明季史料与纂修《明史》,贡献甚巨。由于身历三姓、出仕二朝,曹溶获得当时及后世之评价,从"人师楷模"到"不肖""贰臣",趋于两极。曹溶晚年"惟编纂明史是务",既是"立言"、留名之需求,也是对其出仕清廷行为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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