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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政府一再强调“重农抑商”。从税收角度而言，清前中期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税，商业税主要落实在针对大额长途贸易的榷税，且仅占税收总额的十分之一。1843年户部银库案爆发后，盛京将军禧恩等官员为筹措经费，注意到“重农”之下对农业课以重税、“抑商”之下对商业课以轻税的“不公平”。及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财政难以维续，户部于咸丰三年初试图推行以商铺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铺税”,终因遭到部分满洲贵族和汉族士大夫的反对而废弃。但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的实践层面，没有触及商业税征收的合理性。随着“重农抑商”传统政治秩序的动摇，商业税扩张的大趋势难以阻挡。由此，厘金出现并推行全国。商业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扩大，超过了农业税，晚清的财税结构发生转变。商人虽然无法从税收公平性角度反对以厘金为代表的商业税，但他们的抵制是困扰晚清政府的一个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