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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討論《禮論》的興起及其撰作方式與中古經學發展變異的關係。認爲《禮論》類著作因《石渠禮論》《白虎通義》而發端,針對禮典中不易理解和有争議的問題進行論證,有别於章句訓詁,從而開辟了經學詮釋學的另一種路徑和方式。東晉南朝以降,以劉宋何承天《禮論》爲代表,此類著作大量出現,發展爲與義疏學並列的兩種文體和學問。其書以追求禮義爲中心,以問答爲形式,以經學原則指導現實應用的目的更明確,故被作爲經典的理論補充和實用依據,也因此成爲溝通禮學與當代禮制之間的樞紐和橋梁。而新的《禮論》類著作由於逐漸突破傳統章句注釋引經據典的典型舊規,大量吸收魏晉"故事"和當世之儒的觀點、論議,帶有變通性强的鮮明時代色彩,同時能够在經學理論與現實禮制的體用之間取得折衷與協調,故影響和導致了南朝義疏學在詮釋方法上的變化。以此經學的門户之規漸被消除,促進了師學門派家法的淡化和衰落,使經學理論產生了可以超越不同見解、不同立場的突破。特别是孔穎達《五經正義》採取兼用原則,吸收南北義疏,融合南北學術,奠定了隋唐經學的統一之路。最終不僅促成了唐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風潮,孕育和開啓了中古時代追求新義的思想變革,也間接導致了中唐乃至宋代經學的變古與"新儒學"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