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进化论、种族学说、民族理论的影响下，民国民族研究学界初期尝试从体质和历史源流的同一性来论证“中华民族”国家作为同一体的逻辑自洽性，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基座安放在民族同心的现代化追求之上。这既是对“文明体”中国的理解与尊重，也是一种新的解释体系。尽管这一解释体系仍不完善，但这个过程提示我们，在当下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环境中，应将学科定位、学科发展与建立公共信仰、构建现代国家的时代需要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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