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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随着大政府的出现，人们愈发担忧“疫情”或“危机”民族主义的抬头。考虑到危机经常导致排他性团结，人们开始担心疫情对个人权利和全球化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危机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方面。一些政府的应对措施的确有扩大族裔和民族冲突的潜在风险，但人们也不应将民主国家在疫情期间的公民服从这一必要美德低估或简化为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此背景下，结合儒家的关系性概念与共和主义的非支配原则，可以重新诠释紧急状况下的公民服从伦理。针对当前学界用一种具有文化偏见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分来讨论“疫情”民族主义，“关系性”概念的提出可以使应急治理下的公民合作能够同时促进个人自由与民主共性的长远发展。另外，以新罗马共和主义的非支配自由原则，补充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角色构成的关系性道德，可以提出一种公民服从的伦理，从而引导应急治理走向稳固的民主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