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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至宋初对《论语》“和而不同”章的解释主要基于人际关系和道德教化层面。北宋中期，政治语境成为构筑“和而不同”诠释体系的重要根柢。吕大临、杨时、侯仲良祖述晏子故事，借“和而不同”暗喻君臣“共治天下”。熙宁变法时期，陈祥道针对反变法者的质疑与阻挠，释“和而不同”为不同流俗、守道不屈，为其师王安石不顾异论、坚持变法提供理论支撑，并以“君子有所同”对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同心合德做出正面宣扬。朱熹在反道学运动愈演愈烈之际，通过重释“和而不同”章以区分道学人士和近幸党人，此后又将和同之辨化约为公私之辨，隐晦地传达了其对党争性质的认识及以“党”自勉的诉求。今天，将相关诠释纳入政治语境，有助于理解“和而不同”在政治实践中的运作方式，更清晰地昭示不同诠释者如何利用经解来强化个人立场、达成各自目的的嬗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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