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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来者张其昀、夏河县长李永瑞和甘籍学者朱允明先后修成《夏河县志》,记载了地方社会概貌。在体例和内容上,它们与传统的典范方志和民国政府官方修志"典范"各显差异,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时代转型的印痕,凸显了文本的边缘性。但它们建构出了具象化的"地域",反映了夏河位处边疆地区的属性,强调了民国时期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深入边疆社会的时代特征,彰显了方志书写者富含关心和建设边疆的现实关怀。《夏河县志》的地方书写流露了夏河成为"华夏之域"和一直是"边疆地区"的双重表达,蕴藏了文本书写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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