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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齐格蒙特·鲍曼以对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著称，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认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并非因为犹太人所具有的“无民族的民族”特性，而是因为以“理性”为精神支撑、以“科层制”为基本架构的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价值无涉的设计者、责任悬浮的实施者、道德中立的旁观者以及理性合作的受害者这四者的密切配合。鲍曼指出产生大屠杀的条件——“工具理性与科层制合谋”在当今社会并未消失，现代及后现代社会避免这种群体恶性事件重现的关键在于，通过明确道德之先验性、无条件地对他者负责以及承认个体道德多样性来唤醒个体的道德良知与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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