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5年底的叶赛宁自杀事件在中国经历了从"个人化"到"阶级化"的阐释过程。这一事件的能量在1927年上海、广州与武汉的清党政变相继爆发之际,得到了鲁迅、蒋光慈和冯雪峰等人不同角度的释放。鲁迅对"叶赛宁之死"的思索与他"广州时期"见证过的"恐怖"与大时代中的"沦亡"紧密相关;蒋光慈在叶赛宁身上找到了自己从革命前线后撤之际对"乡情"的精神需要,并对他的自杀作出了哀歌般的描述;冯雪峰在1929年对"叶赛宁自杀事件"不同角度的翻译,体现了他对革命青年普遍的政治苦闷有着从"宽大"到"清算"的态度调整。对"叶赛宁之死"的解释方式的变化,既反映出了大革命后的"阶级批判"话语的生成过程;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文学家在面对革命的风暴时,共通的"苦闷"下对待"痛苦"不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