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深知当代生活之复杂已经使叙事的必然性与统一性显得可疑,因此在《应物兄》当中采取了一种"杂乱有章"的日常生活叙事,依靠偶然性细节彼此之间的联络,来建构一种形式层面的必然关系。而细节意义的偏移重组必然造成极为强烈的反讽效果。这一反讽效果当然来自知识分子固有的洞察力和责任感,但《应物兄》之难能可贵恰在于,其省察与批判的对象首先是知识分子群体乃至于省察者自身。而正是在真诚而深入的反省当中,产生了一种冷峻而深沉的抒情,以建构共同体认同的方式,提供了与反讽性现实对抗之可能。
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