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民初的社会语境中,《新青年》显现出中国政治与文化建构的重要转向,乃至形成与之前历史的“断裂”文化构成,并由此开拓出新的文化政治空间。这一历史性的“文化转向”,建立在将中西架构等同于新旧架构的理路上,也成为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表明对文学新的取径思路:以西方文学思潮性的“主义”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中国文学纳入进化论的递进链条之中,要求文学具有与现实相通的真实感与介入感,要求文学对社会采取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这就奠定了日后五四“新文学”的范式转移与社会功能,赋予“文学”以极为鲜明的现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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