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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倭人与汉魏王朝的制度性联系培育了其政治观念。曹魏“亲魏倭王”之授，在倭人诸国之上建立了一个“倭王”的观念，这成为实体性倭国的建构契机。公元313年（建兴元年）乐浪、带方二郡弃守，此后东晋委任百济王余句领乐浪太守。余句遵曹魏旧例，遣使授倭王镜、刀等物。《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以“圣王在上-西蕃朝贡”的模式记述，乃是受到律令制建立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百济流人历史记忆之影响的缘故。晋宋之际开始，倭五王将毛人、众夷、海北诸国纳入治下。为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倭五王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以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并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地。在这一发展路径下，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成为隋唐时期建设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律令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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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