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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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