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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稻谷和小麦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千百年的种植传统在村庄文化构建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农业自然属性与稻麦生产属性的交织既诱发了中国食物丰裕与饥荒的频繁交替,也形塑了稻区和麦区农民不同的生存策略。文章认为,稻麦种植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蕴含着不同的风险规避机制,从而使农民在饥荒威胁中选择了不同的"逃避艺术",即稻区农民相对强调"齐心互助",麦区农民则倾向于"读书改变命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水稻种植村庄,小麦种植村庄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并且更加不认同"读书无用论"。机理分析表明,麦区农户之间的邻里互助水平显著低于稻区,而较低的邻里互助水平将提高农户的教育支出。对于麦区农民来说,教育具有重要的体制性生存的工具性功能。因此,稻麦种植特性及其文化意蕴决定了农民规避饥荒的不同生存策略。文章不仅揭示了稻麦种植中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且对制定现实政策具有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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